送嫁妆，即发奁。女儿出嫁，首先要准备嫁妆。近代多流行于汉族某些地区。陪嫁由女方自备，其种类可分为铺陈、摆设、日用等物品，因世俗视嫁妆多寡而论新娘身份高低，故而一般人家不得不倾其所有，大事铺排，以争体面。陪嫁物多为衣服、蚊帐、被絮、澡盆、脚盆、洗脸盆(架)、提桶、木箱、木柜、屉桌、大桌大椅、小桌矮凳、火盆、木炭、茶具、餐具等，多者可达十余抬。为显丰厚，大件为2～4人共抬，小件也要2人合抬。由于物多人众，队伍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富户大族多有陪送田地、山林者。贫寒之家亦有由男方备办一部分陪嫁，事先悄悄送至女家，过礼之日再一同抬回男家的习俗。由于陪嫁丰盛，民间俗有“生崽满堂红，生女一场空”之说。

　　旧时北京地区，女家收到男家的定礼之后，即将送来的龙凤喜饼、茶食点心分成若干份，装入食盒，给七姑八姨等近亲友好送去，告知陪送妆奁的日期，表示邀请。对于一般朋情，仅送去一张请帖就可以了。上书：“谨詹于×年×月×日为小女××于归之期，敬请阖第光临”等语。凡收到礼品或请帖的，都要届时送些礼品，给姑娘买些嫁妆，如衣料、首饰或鞋袜等物，谓之“填箱”。也有的送些礼金，装在红封套里。上书“奁敬×元”。

　　女子出嫁要陪嫁，奁具名目繁多，其丰俭因女家贫富而异。1924年6月，顾颉刚先生在北大《歌谣》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，罗列了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苏州地区一场婚礼的“奁目”：铜、锡、瓷、牙、竹、木各式器具齐全，粗略统计，有箱子四只，面盆、脚炉、茶炊等铜器二十四件，汤盅、酒壶、茶瓶等锡器四十一件，茶碗、大盆、汤碗等瓷器一百三十五件，箱橱、妆台、浴桶等木器五十一件，丝箩、提篮等竹器六件，另有团圆镜等各式镜子，象牙筷等牙器及床上用品等多种。

　　过去在湖北天门一带，女方陪嫁有“一堂一房”的规矩，即堂屋和洞房家具均由女方陪送，而男家过礼则须“整猪整羊”。于是，“一堂一房”、“整猪整羊”，成为当地小康之家过礼及陪嫁的标准。京山一带陪嫁，除居家用品之外，还流行陪送风车、水车、锄、镰、耙等农具。在公安等地，陪嫁中必有八把大交椅，专置于堂屋，以示娘家气派。随州习俗，嫁妆有三件头、四件头、五件头之分。每件均为双数，各件均系居家用品。竹溪一带则分为三抬、四抬、八抬乃至二十四抬。当地有“八抬猪，八抬羊，八抬嫁妆送姑娘”的俗语流传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（1949）以后，传统的重嫁妆的观念和习俗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，只是在五六十年代，物资供应极为紧张，条件较差，许多机关、事业单位都实行供给制，“彩礼”、“嫁妆”根本无从考虑，往往是两只单人床一并就成家了。即使在农村，多数青年男女也不刻意追求物质条件，有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就可以了。购置嫁妆的费用仍是由姑娘的家庭支付的，但姑娘多年来靠自己的劳动，已为家庭攒得不少收入。如果新娘是在国营企业或是公社劳动成员有固定工资收入的，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，她会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置办嫁妆。在一般工人或农民家庭，嫁妆的内容和数量还和中华民国期间通行的标准差不多，主要是个人生活用品。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新的，装在两只木箱里。“嫁妆”已经成了男女双方为打造婚后小家庭生活，各自所作物质准备的代名词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，尽管一些紧俏商品仍凭票供应，但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重嫁妆的传统风气又开始抬头。“奁目”是一个时代生活水准的最直接的表征。当时有“三转一响三十六只脚”的说法，结婚成家要准备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即所谓“三转一响”，还要准备双人床、衣柜、衣橱、床头柜、梳妆台、写字台、方桌及四把椅子，这些家具总共有36条腿，即所谓“三十六只脚”。即便是在北京郊区农村，嫁妆也讲究有“八条腿”，这指的是大衣柜和五斗橱这两件大家具。此外，还有电视机、冰箱、自行车、大座钟、手表、电扇、餐具、花瓶、瓷茶具、桌布、玻璃杯、化妆品、成箱的衣服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男方家庭事先给了她一些礼金，使她有可能提前买到这些在农村里显得很阔气的嫁妆。

　　民俗学者陈勤建先生曾三度参加上海郊区一亲友嫁女。1979年嫁女，农村经济刚好恢复，嫁女花费一千五百元；计有自行车、缝纫机、六条棉被和其它床上用品。1981年二女儿出嫁，花费三四千元，到1984年三女儿出嫁，大衣橱、五斗橱、沙发、自行车、电扇、洗衣机、电视机，应有尽有，外加十条彩被，二条鸭绒被及其它床上用品。嫁妆摆堂，整整放了两屋子。据说因电视机是黑白的，还特地在嫁女箱柜中放上数量可观的压箱钱。此事在当地热闹了几天，纪录很快被打破了。一位卖葱姜的女儿出嫁，专程从市区叫了二辆出租小轿车，越过黄浦江，在乡镇上兜风，酒席摆了三天三夜，嫁妆光彩被就有二十四条。要知道，这不是家招女婿，男家排场还没有算上。

　　浙江、杭州一些地区所有的嫁妆中，一只红漆马桶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几乎是头等重要的。马桶叫做“子孙桶”，用马桶作象征物，显然一是因为它与生殖器官常常接近，二是因为这个桶状的东西与妇人的孕育器官和生产通道相似。马桶中要放进枣子、花生、桂圆、栗子、荔枝，取“早生贵子”、“五子登科”之意，还有的用五只红鸡蛋放入马桶，亦取“五子登科”之意。送“子孙桶”不但是祝愿男家早日生子，而且男家亲友中如有久不生子者，也可以向主人要“子孙桶”中的红蛋和喜果吃。据说，吃了很快就会有喜，就会生男孩。

　　许多地方俗规嫁妆不能称“送”，以避“送上门的货不值钱”之忌，故俗谓之“发嫁妆”。发嫁妆，是展示女家风采的最佳时候，故各地都盛行张扬和炫耀，流行着“亮嫁妆”的风俗，有些地方说是“摆架子”。

　　广东人发嫁妆的情景火爆异常，铺张奢侈，炫耀而繁琐。出嫁前一天，女家就将嫁妆发到男家，做嫁妆的工钱由男家支付，曰“搬嫁妆”。豪门送奁，用大灯笼上写明“×府送奁”或“×府双喜”字样，向仪仗店雇佣人夫，将所有妆奁一一用红绳拴牢，或置于下柜(用以载乘物品，形同方桌)上，或以食箱盛载，或担或抬。嫁女的妆奁，应有尽有，从厅房中的家什、床上用品、衣服箱柜、厨房用具、便溺洁具、香案锡器，样样俱全。别具一格的是与嫁妆同行备有一份《奁仪录》，上面将所有陪嫁之物一一列录，以示慎重，丝毫也不怕繁琐。男家收到嫁妆，要对照奁仪录件件清点，并必须回一张“敬贮佳奁，禺子婿某某载拜”字样的红柬帖。《奁仪录》以绫裱面，起首二页是洒金红纸，其余每页都是红纸印金色间行。首二页通常写着“荆钗裙布”或“荆布家风”四字。再后是分类：锡器、银器、家什、顾绣、玻璃、花瓶、镜屏、时钟、箱笼、床铺被褥、卫生洁具等。豪门大户还有屋契、田契、当押招牌及侍婢等等。小户人家也有谷箩、米箩、食箱、刀剪、秤尺等。

　　浙江金华、东阳一带，在迎亲日发嫁妆。喜日清晨，女家便把所有的嫁妆就一一搬到场院，从木制家具到竹器制品，从生活用品到家用电器，统统用红绸捆扎，上面放上松柏、万年青、红绿纸屑，扎成抬扛，排成队列，然后燃放爆竹，众乡亲闻声赶来围观评议，热闹非凡。吉时一到，媒人带领着男家派来的迎妆队到来，先将男家委托她带来—的利市红包送给女家，以支付女家掌厨、烧水、梳新娘头以及打发乞丐，再送上猪心、红烛等礼。这时，女方才举鞭炮，让嫁妆起程，发往男家。有趣的是媒人要肩扛数根翠竹，谓之“子孙竹”，在前领路，一路不停地放着鞭炮，张张扬扬，浩浩荡荡地前往男家。在湖州一带，当女家把嫁妆发到男家后，由男方根据嫁妆的多少，包“行嫁包”给扛嫁妆的人，然后把嫁妆件件摆开，陈列于堂屋中，放鞭炮，招呼亲友、邻里都来观看，俗称“亮嫁妆”。

　　说起“亮嫁妆”之俗，以广西荔浦一带最为奇特。按当地俗规，亮嫁妆在洞房内进行，俗称“开嫁妆箱仪”。仪式在婚宴后，新人敬茶完毕举行，由舅爷(没有舅爷的由伯爷或叔爷代替)主持。准备开箱前，舅爷高唱：“左边箱，右边箱，金子银子亮堂堂”。唱毕打开箱子，一边拿出箱内的物品，一边高唱嫁妆名称。拿一件唱一声，每拿出一件东西都随带出一些撤在箱面上的纸钞、硬币，哨哨落地，满屋飞扬。在围观者的“喔！喔!”声中，洞房里呈现热烈的气氛，显示娘家的富有。舅爷把拿出箱的嫁妆交给一位专门接物的人，在洞房的床上、桌上、地上一一摆开，让众人观看一番，以示体面。箱中除值钱的细软之物，手工绣品、衣料、日用品外，还有几样必不可少的陪嫁物：一小扎火柴，一小包食盐，一小瓶油、醋、酱，以示新娘勤俭能干，治家有方，同时炫耀娘家赔嫁齐全，吃、穿、用样样不愁。

　　上海南汇一带，在迎亲日前一天发嫁妆，有“填箱”之俗。按当地俗规，新娘的红绿被须由嫂子缝好，父母把陪嫁给女儿的被头、土布、衣服、头巾等一一递给阿哥、阿嫂，由嫂子打成铺盖放到嫁妆箱中，以示这些东西都是哥嫂同意后陪嫁给女儿的，以免日后家中产生矛盾，谓之“填箱”。然后嫁妆置于堂屋，点上红烛。男家迎嫁妆的人来到后先付女家请各种师傅的开销，而后由阿舅开始发嫁妆。首先发一只子孙桶，发时说，“一眼眼破家牲椰拿仔去(即一点点破东西你拿去吧)”，然后大家才能动手搬嫁妆。有趣的是，当地俗规嫁妆一不能挑，二不能抬，也不能扛，一律用手拿。拿了嫁妆出门后一定要朝东南方向走，半路上嫁妆不能转手又不能停，而且明显很轻的物件也要装出很重的样子；明明不远就到的，却偏偏兜远路走，俗称“兜青龙”，其实是炫耀炫耀，故意“摆架子”。(北师大文学院教授、民俗专家 万建中）